户籍不能成为身份,却在集聚中走向平衡

户籍不能成为身份   　　2011年6月6日晚上，南方某地，超过200人“围堵”在政府机关门口，手持石块、棍棒，不分青红皂白地砸向过往车辆。   　　很多车辆被砸毁，有的甚至被翻得底朝天，还有车辆被点燃……   　　这一切都起源于一起讨薪事件。   　　6月1日，19岁的四川务工人员熊汉江和父母一起去工厂讨薪，结果与厂方人员发生口角，并被砍伤。   　　熊汉江被挑断了手筋脚筋，却被法医鉴定为轻伤。这一结论引起了熊汉江家属和四川同乡的不满，他们开始找当地政府抗议，要求抓捕凶手，解决医药费用。   　　事后接受采访时，打工者纷纷表示：老板都是本地人，有钱有权有关系，农民工只有“抱团”才能对抗，只有闹出气势，才会得到重视。   　　虽然当地领导也很重视，及时与伤者家属沟通，垫付医药费等，但事态仍在恶化，这些打工者认为诉求没有得到解决。   　　一直到6号，他们围堵政府讨说法，可突破不了警方防线，于是转而将怒气发泄到当地人身上。   　　   　　外地人说本地人是“吸血鬼”，本地人说外地人是“疯子”。   　　“11点30分前，是外地人打本地人；11点30分后，是本地人打外地人。”目击者说。   　　在这起打砸烧事件发生后，很多外来打工者都说，“有老乡被（本地人）无端殴打。”“他们设卡拦路，见摩托车就砸（开摩托车的多为外来打工者），不会讲当地方言的就打。”   　　双方都害怕被对方攻击，best后就是“人人都没有安全，都可能被打”。   　　之所以会发生这一切，除了外来打工者认为工作累、收入不高、缺乏保障之外，还有一个明显的原因：外来务工者尽管在当地工作多年，却很难融入其间。他们大多始终觉得自己是一名“外地人”。   　　多年的户籍制度给外地人贴上了标签，让他们无法享受公平的机会和保障，因此长期受挫，怨气无法化解。   　　在一些城市，因为户籍，大量外来人口同样创造价值、给当地政府纳税，却不能平等享受特定的公共服务，包括医疗、子女教育、廉租房、公租房等。   　　这样一来，这些人在城市里生活的成本就会变高。你要让他把孩子带在身边接受教育，老人带在身边养老，就非常困难。因而引发了大量的留守老人、留守儿童等问题。   　　在《大国大城》这本书中，经济学家陆铭教授认为，户籍不应该成为身份，让人们被区别对待，也不应该让户籍制度来阻碍人口自由流动。   　　书单君身边有不少朋友，都是在北京生活多年，有着满意的工作和稳定的生活，best终却因为没有户口，孩子无法上学，无奈离开。   　　与户籍人口相比，非户籍人口相对更不快乐，他们对于政府、社会公众和小区居民的信任度更低。   　　有调查显示，外来务工人员遇到困难时，首先想到的是向同乡寻求帮助，而不是当地政府和工会。   　　户籍制度带来的身份差异如果得不到化解，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就会越积越多。   　　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  　　《大国大城》于2016年出版，陆铭教授不断呼吁，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，让人口自由流动。   　　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些年国家的很多政策，也确实开始向陆铭教授呼吁的方向调整，很多城市逐步放开落户门槛，有些甚至已经是零门槛。   　　改革户籍制度，让人口能够自由流动的意义，远不仅仅是前面说到的那些。   　　经济发展规律决定，现代国家一定会出现超大城市。并且全世界的经济发展，也都是集中在以超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和城市群。   　　那么，要想让其他地区的人也富裕起来，除了大量投钱去拉动GDP，其实我们还可以换种思路。   　　在央视纪录片《舌尖上的中国》中，有这样一个场景，云南姑娘卓玛和妈妈，在森林中一边走一边寻找松茸——这种菌子只有在没有污染的高海拔山地中才能存活。   　　   　　但即便对于熟悉森林的村民，采松茸也是一项凭运气的劳动，“一般来说，走一公里才能找到一朵”。   　　每到凌晨3点，卓玛居住的村子就变得空无一人，所有能上山的人都去找松茸了。去晚了，松茸就被别人拔走了。   　　当卓玛看到自己采到的松茸品质一般，并且别人比她采得多时，就会心慌。   　　为了采松茸，母女俩穿过村庄后，要步行到20公里之外的原始森林。这一天，卓玛和妈妈走了11个小时的山路，但是换回的钱却很少。   　　因为靠天决定的松茸产量是有限的，在这样“内卷”的情况下，要想提高当地村民的收入，best终就只有一条路，就是减少采松茸的人。   　　如果没有各种制度的制约，每个人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自由流动，那么，有的“卓玛”可以进城务工和定居，取得更高收入。因为进城打工的人，大多是在工业、服务业，人多会带来“规模效应”，所以会实现经济的增长。   　　而选择留在家乡“卓玛”们可以继续采松茸，并且因为人少了，人均收入也会大幅度提高。   　　   　　best终，人多的地方，总收入高；人少的地方，总收入也少，但所有地方的人均收入差不多，“在集聚中走向平衡”，实现共同富裕。   　　因此，农村人口大量外出打工，其实并没有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可怕。   　　对“城市病”的误解   　　可能有人会说，城市人口已经太多了，“卓玛”们不要再去了。   　　因为人多，已经带来了拥挤、污染、以及医疗、教育资源短缺等问题，所以，我们应该设置门槛，控制大城市的人口规模。   　　但是，陆铭教授告诉我们，问题不是出在人口多，而是出在了规划、技术和管理。   　　比方说，我们总认为宽马路、多车道可以缓解堵车，所以，北京修了很多宽阔的大马路。   　　可实际上，宽马路带来的并不是畅通无阻，而是加剧拥堵。   　　因为马路太宽，条数就会相应减少，导致大量汽车集中于数量有限的道路。一旦某个路段出了状况，只能堵得越来越严重。   　　北京的宽马路也被网友吐槽，明明要去的地方就在街对面，但不得不走很远才能到过街天桥，让人失去了闲逛的兴致。   　　   　　而且宽马路会导致沿街商业比较少，服务业大部分都在一些点状的购物中心，人们往往需要长距离开车才能到，反而加剧了拥堵和污染。   　　有一种更好的道路模式：个别宽敞的主干道，加上很多小路。一旦出现交通拥堵现象，车可以开到其他路上分流。   　　相比北京，上海有更多细窄的马路，更适合人们行走。这样，沿街人口密度更高，沿街商业更容易发展起来，居民生活半径也就更小。很多地方骑车和步行就可以抵达，减少城市的通勤压力。   　　事实上，与大家的认知相反，拥挤反而更环保。   　　因为人口密度高的地方，反而有利于城市投资地铁等公共设施，出行更便捷、环保。   　　在香港，路比北京窄得多，车却开得很快。大量的老百姓不开车了，转为乘坐地铁。并且，香港的主干道修成了全封闭式，与行人隔离开，让车速更快；为行人修建大量空中连廊和地下通道，形成四通八达的步行系统。   　　   　　再比如，很多城市在中心地区盖了密密麻麻的写字楼，周边没有住宅。这样，上班的人只能搬到郊区，每天上班都要坐一小时以上的公交地铁，拥堵就更严重了。   　　还有人说，人多了会带来医疗、教育的供给不足，但这是因为我们大大低估了人口增长情况，所以供给没有跟上人口的增长。我们需要做的，应该是科学预测人口，增加供给，而不是限制需求。   　　总的来说，面对“城市病”，我们需要的是更有效的规划和管理，而不是限制人们来到城市。   　　事实上，越发达的国家和地区，人口的聚集程度越高。在美国、加拿大、日本、欧洲，人口还在进一步向大城市集中，而不是平均分布。   　　我们不需要把人限制在当地，那么多人涌入大城市，一定是权衡利弊后决定的。如果城市人太多以致不合适了，自然就不会去了，市场有自己的协调力。   　　并且，让人口自由流动，才能更好的让各个地区发挥自己的优势，有的造汽车，有的搞旅游，有的采松茸。   　　自由流动是人们best基本的权利，这不仅可以让每个人best大化自己的利益，也有利于缩小区域差距、维护社会和谐。   　　当然，户籍制度的改变不能一蹴而就，但意识到这些问题正是解决的开始。至少我们可以更加包容，少一些“本地”与“外地”的分歧。   　　毕竟，我们首先是人，然后才分本地人和外地人。